第一，从立法的角度看，它导致立法机关在是否以及如何在特定法律中纳入国际法条款的问题上总体持谨慎甚至保守态度，从而制约了法院适用国际法。
交涉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介于强制与合意之间，交涉意味着行政权力强制性的弱化，但并不意味着双方达成合意，仅表明双方处在强制性与协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因为行政机关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外，还有积极增进公众福利的任务，若相对人依法请求行政机关保护合法权益或许可其从事某行为而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如果不能进行意思推定，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我们通常把行政行为定义为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行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一种法律行为。因此，在我国行政法理论的革新发展中，应当深入分析行政法意思表示的概念和类型、形成与效力，从而建构一套行政法意思表示的理论体系及其适用规则。第三，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课以义务时，其意思表示应作合乎依法行政原则的考量，当意思表示不明而发生歧义时，应作出有利于相对人的结论。原初意义上，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必备构成要素，当然也是法律行为的固有特征。告知生效的关键在于要采取有效的告知形式，以使相对人对意思表示的内容知晓明了。
在德国行政法初创时期，法学家卡尔•科尔曼曾以民法上法律行为概念来诠释行政处分，并提出了行政处分的三项基本特征：意思表示、行政官署、个别事件。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所关注的不仅是行政决定本身，关注某个行为将导致何种法律效果，其更重视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变动关系，重视相对人的意愿。[11]意义失落就需要为其重新寻找基础，实践理性便成为了人类价值的来源，这样作为实践整体的人类活动就被机械地分为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借用休谟的价值和事实的二分法，前者的独立性在于其为人类活动提供价值和目的，后者的独立性在于对事实的客观认知以及提供达致目的的手段。
立法活动尤其如此，其本身涉及价值判断、利益衡量、规则产出等多个面向，其结果又对社会具有整体性的影响，自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重要性，使得其对理论的需求更为迫切。本部分开头提及的各种以通过科学立法所欲实现的目标，显然并非出自科学立法原则之下，而是由其他原则生成，比如公平正义、党的领导等原则可以说是宪法原则的要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立法效率、立法群众性等要求是由民主立法原则指导下所生成的各种具体立法目的中比较具有普遍性的要求。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立法原则同为目的（价值）性原则，为立法活动提供各种目标和价值判准，但是此三原则并非是一种同位阶上的并列关系，具有上下位阶关系。[15]第二种是建立在有效性基础上的合目的性问题，它无法提供实践背后的目的和价值这种动力机制，而是关注于解决目的的手段，通过最优的手段实现预定目的，其解决的是做什么的问题，以实现目的的程度为评价标准。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将立法活动视为一个整体，那立法权限划分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此整体外其他政治价值和目的的实现问题。历史上，自然科学首先表现为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对立，并在晚近通过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离达成了自身的独立，最终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总结中，自然科学的主体性特征被自觉、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其次，科学的目的在于规律的揭示，基于事实的科学探究之所以可以展开就是预设了规律的存在，即事实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予以揭示。就立法过程中涉及的政治价值目标（体现为立法原则的宪法原则）而言，虽然对价值判断是否可以被事实所证实或者证伪存在哲学意义上的争论，但是一般我们认为价值无法被以事实为指向的科学所证明，那么这种价值多元主义就会导致一种价值之间的诸神之争，表现在立法中就是宪法原则所要求立法应遵守的政治价值并非是一个单一政治原则，而是一个由一系列政治价值构成的价值群，这些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立法中难免发生冲突和争议。这些理解构成了科学立法原则的前理解，只有理清这些背景性的观念，才能在此基础上结合立法活动的特殊性澄清科学在立法工作中的独特意涵。这种研究应当聚焦于立法活动展开的机理，考察科学性原则的运用边界，通过分离与梳理、归类诸多关联缠绕问题，运用法学理论中的概念分析工具，从而厘清立法科学性原则问题的展开框架。
[22]See 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pp.49-91. [23]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求真并非是认为对立法活动的结果——法律可以做真伪判断，法律本身是人意志的产物，并不存在真伪的问题，但是法律对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本身是一种事实，对这种事实的认知存在真伪问题，此处所谓的立法科学的求真指的就是对事实的了解。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区别，检索相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科学立法的主题之下，至少包含着如下一些事项：立法需求的发现、立法决策、立法预测、立法体制、立法程序、立法听证、立法起草、立法公众参与、立法民主、立法技术、立法评估、立法效率、立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立法人员的素质等问题。参见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作者简介：裴洪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具体到立法活动中，我们在理清科学在立法中的意义和运作机理，以及其在立法活动中的位置之后，需要进一步对科学立法原则本身的边界与局限性予以分析，以清除在立法工作中出现的对科学立法的某些过高期许，进而以一种更为清醒的态度来践行科学立法原则。针对政治统一体，我们可以从政治统一性和政治稳定性两个角度来分析，统治者创建政治统一性可能仅仅需要强力或者暴力，但是要试图获得政治稳定性则必须对被统治者的服从给出一个正当的理由，这便是政治正当性问题。
[8]一般来讲所有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而科学研究中的经验命题的证实存在困难，经验证实需要穷举，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决定了有限的经验无法检验全称命题，这是归纳法的局限性。（2）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其认知基础是主客体的分离，认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
原则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一般实践活动的科学性考察之中，但是这些事项并不必然处于科学立法这一主题的中心位置。就事实性的合规律性的认知方面而言，实证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社会事实同自然事实一样是一种外在可观察、可测量的经验事实，这些事实背后具有某些稳定的支配规律。[10]然而，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世界被祛魅，宇宙秩序被视为仅具有因果关系的机械秩序，这种机械论宇宙观的建立使得事件之间的关联不再是一种意义关联而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因果关系。从科学的合规律性含义出发，立法科学性围绕着调整对象这一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运作规律），可以建立客观性、规律性、有序性、真实性、可检验性、可评估性、专业性、国情性、符合时代发展等一系列科学立法标准，并成为从实际出发与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后者要求法律在具体表达上尽量明确、具体、易于操作。这些价值是我国所有立法活动不可逾越并需要在具体立法活动中加以实现的基本价值，宪法价值的根本性决定了宪法原则是目的（价值）性原则最高原则，这也是对具体立法目的的第一重限制。
[20]这种国家权力的价值皈依在宪政主义的视角下表现为基本权利，在伊斯兰教国家主要是伊斯兰教教义，在古代中国表现为以礼为中心的儒家伦理。[12]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们被更为广阔的人类整体实践所吸收，实践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同时也包含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实践被总结为人类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活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人类整体的实践活动中达到辩证统一，只是在常规理解中我们依然可以对实践和理性分而视之。
就政治价值而言，它可以是自由民主价值，也可以是极权主义价值、宗教教义或任何其他价值。[24]参见朱力宇、叶传星：《立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种世界观的变化，表现在自然科学中就是其将研究焦点从理念世界集中到了现象界，新的实验方法的本质，是离开完全理性的体系而诉诸无情事实的裁判，[4]新产生的科学研究，其起点是现象界的自然事实而不再是某一权威著作。[26]参见雷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现代法学》2018年第2期。
无论在具体政治统一体中这种政治价值表现为何，形式上每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固定某些政治价值来为具体立法目的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成框架，进而作为一种具有更高意义且不可违反的目的被固定在具体立法目的之上。这样，在科学立法原则与其他立法原则的对比中，其基于事实性的合规律性与基于有效性的合目的性这两种科学含义，也就可以得到更为透彻的理解。[25]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6页。在这种决定论之下，实证社会科学可以通过其特有的数学、统计等实证研究工具，通过一套标准化、程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揭示和把握社会事实的客观规律，这种中立客观的认知结果能进一步为社会主观决策提供客观的依据。
前者要求在立法后对立法的实际效果加以评价，以期在未来的法律修订中予以改善。直面各种纷繁复杂的议题，从立法中心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立法活动都是以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为中心而展开的，法律的立改废与立法的主体为何、体制为何、程序为何无必然关系，反而这些制度是围绕着法律的立、改、废而搭建的。
以立法权限划分问题为例，立法权限划分是否优良的标准以及划分立法权限的目的都不是来自于立法活动本身，它是一个国家整体权力构架问题，其关心的是何种权限划分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政治权力体制是否平衡、政治权力是否可控等诸多更为宏观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认同一种弱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和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实证研究本身所抽取的事实、数据必然要通过一些解释模型来对社会事实背后的因果机制予以阐释，可是实证研究必然无法统计全部相关数据，而仅仅统计重要的相关性数据，但是这种重要数据的选择又受制于研究者本人的主观判断，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任何微小的因素都可能对社会事实的具体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数据统计的不全面性、数据选择的主观性、解释模型的优劣不一，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我们难以达到对社会事实及其内部支配规律的正确认知，甚至这种客观正确性是不存在的。
在具体操作上，它体现为法教义学与立法之间的互动，立法一方面需要面向具体的法律实践，这就会涉及法律解释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考虑与既有法律秩序相衔接的问题，为满足这两个目标，立法时就需要进行一种反向推论。追溯源头，作为一种现代观念，它最早产生于西方近代早期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抗拒了传统的宗教、目的论宇宙观，促成了机械论宇宙观的建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标杆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模仿的对象，并导致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建立。
从法律适用和法教义学的角度出发，对既有法律秩序的全面认知，也就成为达成立法的融贯、明晰性这一固定目标的现实手段。[14] 这样，通过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般实践活动的考察，我们提炼出了两种科学意涵。识别自然科学的主体性特征，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自然科学与其否定面的不同来加以识别，即当我们知道什么不是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的主体轮廓也就显现出来了。然而，稍微细致地思考后就会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清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叠交互关系，为何在常规理解中我们依旧要对理论和实践做出区分呢？这就涉及到一个近代人类精神结构转化的问题，古代和中世纪人们秉持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个人被镶嵌在宇宙之中，宇宙中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外在存在而且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对宇宙的探究就是对人类意义的探究，任何实践活动既是一种伦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活动，理论作为对本质的认知就是最高的实践活动。
上述问题有些并不属于科学立法这一主题，有些仅仅是一般实践活动科学化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并未从一般实践活动中将立法活动区隔分离出来，并对科学立法原则的独特理论意涵和运作机理予以单独刻画。具体到科学立法原则，其理论研究之意义在于，实践立法活动需要将科学立法原则之系统法理基础作为一种自觉的前见，为其自身的展开提供一个清晰的指引。
冯玉军：《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51页。[18] （二）立法活动的特性 我们把视角集中到作为立法的活动，简言之，它是围绕着规制对象，基于某种特定的立法目的，直接发生的关于法律立、改、废等活动。
在此之前，需要梳理弥散在科学立法这一主题下的各种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命题，以区分科学立法主题的中心与边缘，进而框定问题的讨论边界，在问题得以聚焦之后再就立法科学原则展开具体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可以作出一个极为明显的判断：立法活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实践活动。
